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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的官方荀子形象——以《大学衍义补》中的《荀子》为中心

发布日期:2018-12-28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

 

         

解扬

 

内容提要:本文以能代表明代中叶官方儒学经世思想与政治倾向的《大学衍义补》为例,分析书中引述《荀子》的内容及其思想史内涵。本文认为,在明初的官方思想表述中,《荀子》关于性、礼的学说仍然是唯一能引起关注的内容,且在将其定性为孔门正道的叛逆或破坏上,存有共识。到了明代中叶,《荀子》中民本、将兵、裕民、节用等与现实紧密相关的内容,引起了力行革新的士大夫的注意。朝廷内外的治理困境,要求思想界进一步增强对思想资源实用性的追求,同时扩大找寻解决时代难题的资源范围,这无疑是基于社会现实的思想求解新思路。在这一思路下,儒学文本受关注的范围逐渐扩大,《荀子》这部此前颇有争议的儒学名著,以其内容可用,被纳入了务实经世的士大夫的视野,对其价值的评价产生了细微的变化。

 

关键词:《荀子》 荀卿 丘濬;《大学衍义补》 明代中叶;

 

 

                                                                                          

战国末期的荀子(约公元前313-238,名况,亦称荀卿)是中国思想史上形象颇为复杂的重要思想家。虽然在司马迁看来,荀子有功于推究儒、墨诸家之成败,[]但因其“性恶”说与后来在近世思想史上被奉为主流之圭臬的孟子“性善”说持论相反,还由于被后世推尊为法家源头的韩非、李斯均为其入室弟子,循徒溯师,荀子在传统儒学传衍谱系中的地位,便难以做划一之论。然而到了明代中叶,肯定荀子的声音愈来愈清晰而有力,在当时呈现出与坚持贬抑荀子的看法互相消长、并存共生的态势。本文即以丘濬编撰的《大学衍义补》这部明代中叶应对“土木之变”之后社会改革蓝图为例,借分析其对荀子的正面评价,讨论为官方认可的思想,与明初相比,在评价荀子上发生的变化。

 

明初荀子的官方形象

 

明初承元之乱,撰著、出版等文化事业均未得到充分发展。也未见明初诸儒有针对荀卿的专门著述存世,相关论说,散见于各人的文集之中。这些涉及荀卿的文字虽然篇幅不长,难见系统,但对荀卿在思想史上备受争议的“法后王”“以性为恶”“以礼为伪”等主张,却一致批评。从能代表明初大儒的共识及官方看法的角度,择其要者,我们不妨先看胡翰和方孝孺的相关论说。

胡翰是曾受明太祖礼聘的重要儒臣,与修《元史》,其名与宋濂、王袆并称。他曾评价荀卿“法后王”之说,认为这是导致秦以后天下大坏的根本原因。胡翰说:“天下之执穷则变,由治而趋乱者其变易,虽一憸人坏之而有余;由乱而趋治者其变难,虽合天下之智力为之而不足。”[]

与胡翰从治乱的角度置评有所不同,方孝孺从学术的角度,认为荀卿之学“似是而实非”。这一说法颇能代表明初学者在儒学道统传衍问题上,对荀学的定性之论。在《读荀子》一文中,方孝孺先列出了这样的道统顺序:周衰之后,“先王之遗言大法漫灭浸微,孔子岀而修之,斯道皎然复章”——这是孔子的功绩。其后,孟子“惧圣人之道败坏于邪说,乃敷扬孔子之意”——这是孟子的贡献。说到荀子,则是“剽掠圣人之余言,发为近似中正之论”,且“肆然自居于孔子之道而不疑,沛乎若有所宗”,但宣扬以性为恶,以仁义为伪,其私心“不过欲求异于人而不自知”,因此将荀卿判定为“斯道谗贼也”。[]

方孝孺认定荀卿为害甚巨,但同时也承认他的学说具有迷惑性:“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无孟子者出以纠其谬,故其书相传至今。”因此主张“夫欲摈悖道之书而不用,必自荀卿始”。[]方孝孺不仅将荀卿排斥在孔孟之下的道统以外,还指出因为其学说似是而非,因此危害更大。

到了永乐朝,胡广奉敕纂修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作为与科举考试关系紧密的儒学诠释著作,无疑代表了明初官方儒学最权威的标准文本。浏览这几部官方定本《大全》,其中也没有对荀卿及其学术的专门讨论和辨析。只在《性理大全》中的《韩子》篇,有“总论荀扬王韩”部分,将荀子和扬雄、王通、韩愈做过综合评价。在这篇不长的文字中,负面的看法是程颐所说:“荀扬性已不识,更说甚道。”包括说“荀卿才高学陋,以礼为伪,以性为恶,不见圣贤”等等。之后朱熹对荀卿的评价,稍有正面成分,认为“荀子尽有好处,胜似扬子”,“然亦难看”。但朱熹承认荀卿与扬雄、王通、韩愈类似,学说各有规模和用处,认为荀卿虽属申韩一路,但从《成相》篇看,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

此外,《性理大全》在“诸子一”部分摘录了宋儒的相关论说,是书中对荀卿最为系统的述评。其中周敦颐认为荀卿的“养心莫善于诚”,是不识“诚”之论。程颐则认可《荀子》是可以入道之言,尽管“其所学皆外也”。朱熹虽然肯定荀卿性恶、礼伪之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认为荀卿的初衷只是为了立异新说,根基和践履两端则皆错。接下来真德秀则是就《荀子·解蔽》篇中“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发论,认为其去除物欲之害的方法不足取。

其余散见在这几部《大全》中对《荀子》的述评,都无外乎荀卿尚未得入正统儒学之门的论调。其中,北宋杨时在论及荀卿为学方法和用途时的精炼说话,可为之代表。他说:“自孟子殁,圣学失传。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门而入者也。”[]其他各家的说法,大体不出这一判断左右。

上述这些例子说明,荀子在明初的官方思想表述中,其关于性、礼的学说是唯一引起关注的内容,且评价上有将其定性为孔门正传之道的疏离、叛逆或破坏的共识。这说明,当时的政学两界,均没能对荀卿的思想形成突破性的认识,也没意识到《荀子》中可能对治理国家和思想界有正面帮助。对荀卿“外道”或“不识道”的一边倒负面评价,几乎都来自此前、尤其是宋代著名儒者的权威说法。可以说,明初官方思想界对荀卿的评价,有继承前代学者核心观点和继续着眼于《荀子》中外道、坏礼和恶性等表述的特点。如此,在鸟瞰能代表明初官方对荀子学说的看法后,《大学衍义补》在引述《荀子》的角度、思路和用意上的特点,便能明朗了。

 

《大学衍义补》中的《荀子》

(一)丘濬及其《大学衍义补》

大学衍义补》是明代名臣丘濬在弘治初年呈进御览,以备国家在经历“土木之变”后进行全面革新之用的经世政书。丘濬编撰此书,是希望它能给当时的君臣提供实用的经史知识,于是沿着真德秀《大学衍义》的体例和编纂思路,诠释为真书所阙的《大学》八条目中的“治国、平天下”两条,成为了包含160卷、119个细目的庞大知识体系。[⑦]

丘濬呈进此书时,恰在国子监祭酒任上。此前,他不仅已经取得了科举事业的成就,还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参与《明英宗实录》、《寰宇通志》这类由朝廷主导的重要史书的编纂,[⑧]这一经历,不仅令他熟悉国家典故,了解官方史书的表述方式和叙述原则,更促成了他“以经济自负”的职志。[⑨]

在祭酒任上,丘濬很快展现了在主导士子文风由偏途转入正轨的能力,以及在培养人才上的魄力。当时文尚“险怪”,丘濬主持南畿乡试,即“分考会试皆痛抑之”,之后在国子监教导学生时,“尤谆切告诫”,这才“返文体于正”。[⑩]他对人才的培养,也多为学生们所尊崇而屡有敬意的表达。无论是“先生之道,尊为国师,门生学子遍天下”这类概观式的赞词,[11]还是当时“以师道立,则善人多”,以致确有才学者被丘濬刻意提拔的具体例子,[12]从中不难看出,丘濬对国家的文化事业和高层次的文献编撰有具体贡献,在导引社会风气,培养人才上,也卓有功绩。由是之故,他能以礼部尚书的身份任文渊阁大学士,开有明一代以尚书入阁的先例。[13]

但丘濬的成就并不限于在思想文化领域,他早年就两广用兵之事进言大学士李贤而名重公卿,即已展现了他持之有故,言之能用的务实一面。呈进《大学衍义补》后,丘濬以书中所载皆可见之行事,“请摘其要者奏闻,下内阁议行之”,也获得明孝宗认可,[14]这是他对国事久经历练而愈见纯熟的又一例证。因此之故,丘濬以其所思、所言与所行,被当代研究者称为明代中叶政治思想界的领袖人物。[15]

他编撰《大学衍义补》时,发生于1449年的“土木之变”影响仍未远去。[16]直到成化初年,蒙古军队对明朝北部边防仍不时骚扰,成为朝廷担忧的首要问题。同时,各地变乱时有发生,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仍不平静。国家在稳定军心民情、平定地方、疏导思想上的任务仍然艰巨。[17]在这种情形下,务求实用、追求实效的革新努力,成为弥漫在明代中叶政坛和学界的普遍性追求。

《大学衍义补》便恰好是基于士大夫报国施政愿望的应对之书。此书在呈进之初,即受明孝宗青睐,随后获旨发福建布政司刊行,弘治元年(1488)就有了首刊本。之后,嘉靖三十八年(1559),此书有了与《大学衍义》的合刻本。该本的校者宗臣曾这样回顾两部书被官方认可与阅读的情形:二书获准列在学官,故士子与先生们都能取便观览;丘濬之书更被描述成明世宗的钟爱之物,“即我皇上中兴神化,益茂谋国者,凡有大典礼、大征伐、大兴作,辙取是书斟酌焉”。嘉靖末年正值南倭北虏军情紧急之际,吉澄身为福建巡抚,考虑到“所以救时弊者,丘氏一书尤切矣”,因此将两书合刻。[18]

万历三十三年(1605),《大学衍义补》被明神宗下旨重刊,说明此书为官方认可的形象,历久而弥坚。而且,明神宗称,阅读《大学衍义》已经是治国的帝王之学的一部分,为了“上遡祖宗圣学之渊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户晓,用臻治平,昭示朕明德新民图治至意”,将《大学衍义补》赐序,予以重刊。[19]

这段《大学衍义补》的刊刻历史说明,此书的命运与丘濬编撰的初衷实相吻合。可见至少在相当程度上符合当时国家的各种革新期望,其设计革新的幅度,也在朝廷舆论所允许的规范内。应该说,书中“臣按”中提到的各项改革主张,与明代中叶的国家状态及官方意识形态,无疑是并行不悖的。[20]书中内容也是能代表当时士大夫回应社会问题的大多数看法,而并非丘濬的一孔之见;[21]某些措施也确实在后世得到沿用甚至细化。[22]以此为前提,下面细看书中对《荀子》的引述和评价。

 

(二)《大学衍义补》对《荀子》的述评

 荀子在《大学衍义补》中,共出现12次。下面先列出被引用在《大学衍义补》中的《荀子》文字,再根据丘濬撰写的“臣按”,讨论他的评价。

 

1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货,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23]

这句出自《荀子》卷十九《大略》的话[24],见于《大学衍义补·正百官·崇推荐之道》。丘濬在这句话中并没有表现出对《荀子》的明显喜好,“臣按”中说报国是以“荐贤为大”,认为这是衡量人臣事君高下的标准之一,也仅对荀卿主张的直白赞同而已。[25]

 

2荀卿曰: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墙也)[26]窌(窑也)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谓天时和顺),事业得叙者(耕稼得其次序)货之源也。等赋(谓以差等制赋也)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是无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27]

这段文字出自《荀子》卷六《富国》[28],见于《大学衍义补·固邦本·恤民之患》。丘濬认可荀子提到的国家“本末源流”之论,认为在国家管理的节用方面有实际价值,因此在“臣按”中呼应说:“荀卿本末源流之说,有国家者不可以不知也。诚知本之所在则厚之,源之所自则开之,……禹汤所以遇灾而不为患者,知此故也。”[29]

值得留意的是,丘濬在引述这则《荀子》的说话之前,还引了《孟子》:“孟子对邹穆公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30]这说明丘濬在征引文献以说明君民关系时,并不将《荀子》视为处在《孟子》所代表的知识系统以外,而且还注意到了两书在民本问题上看法的一致性。

 

3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待而长也。[31]

丘濬在卷四十《明礼乐·礼仪之节下》中引述的这条见于《荀子》卷十三《礼论》的文字[32],有如下几点值得重视:首先是丘濬的态度。《荀子》“以礼为伪”的论说,正是其大受指摘的重要原因。但丘濬却有肯定之辞:“荀况礼论,其最纯者止此数言。”他虽然也承认荀卿的礼论,“其余固若亦有可取者,但其意既以礼为伪,则庄周谓所言之韪,而亦不免于非”,但坚持说荀子以礼为“伪”,其实是人之伪,而非礼之伪,因此认定“荀卿之论礼是也”[33]

其次,丘濬在引述荀卿这句话之后,也引了真德秀褒贬兼有的评价:“荀子书有《礼论》,其论礼之本末甚备。至其论性,则以礼为圣人之伪,岂不缪哉!”[34]真氏意在将荀卿论礼和论性加以区分,并肯定其论礼的部分。有趣的是,这句话不见于丘濬自称接续以编纂《大学衍义补》的《大学衍义》,而见于真德秀的《读书录》[35]。且真德秀在书中引用《荀子》本文后的按语,也为丘濬沿用。这透露出,在丘濬肯定《荀子》的知识系统中,真氏的观点起了提示的作用,但这影响却不一定来自《大学衍义》。

 

4荀卿曰: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诸侯,道及乎大夫。[36]

这句也是出自《荀子》卷十三《礼论》”[37],见于《大学衍义补·秩祭祀·总论祭祀之礼上》,出现在丘濬给“王制,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这句,以及之后引述陈澔、朱熹两段话的按语里。这也是唯一一次丘濬在“臣按”中引述《荀子》。

丘濬此处的用意是为了强调礼的等级性:“祭祀之礼,在上者可以兼下,在下者不可以僭上。”在“臣按”中,丘濬虽然花了不少篇幅用朱熹“天上许多星辰,地下许多山川,如何不变怪”的话支持对狂乱之君以“祀无益”、“神无能”,“为而荒诞者,又驰心冥漠之域,而蠧财劳民,以从事乎鬼教”的批评,以及陈澔提到“今无主祭之子孙,则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者诸侯祭之,以其昔尝有功徳于民,不宜绝其祀也”的变通方法。但作为总结的“惟礼所得为者为之,斯为中道矣”,却仍用荀子的观点。[38]因此,丘濬的铺陈逻辑是先据荀卿所说提出观点,再以陈澔、朱熹的话为论据,最后以荀卿的说辞作总结。

 

5荀卿子曰:仲尼,“圣人之不得势”[39]者也。然使其得势,则为尧舜矣。不幸无时而殁,特以学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礼。[40]

这句见于《大学衍义补·秩祭祀·释奠先师之礼》的话,是间接引自欧阳修在论释奠、释菜礼的话时提及《荀子·非十二子》的文字。[41]在接着的“臣按”中,丘濬赞赏朝廷能隆重释奠、释菜之礼,认为虽然如今的礼节“不合于古,岂不胜于无哉”!对实践这两种礼法的前景,丘濬也充满希望,说:“方今圣明在上,必有当制作之任者行古之礼、复古之乐,政有望于今日。”[42]

 

6荀子曰:学恶(音乌)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财)[]四寸耳。[43]

这段文字见于《大学衍义补·崇教化·明道学以成教》,出自《荀子》卷一《劝学》。[44]对此,丘濬在“臣按”中,表明了两层意思:其一是延续真德秀的看法,说:“程颐谓学未至而其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积力久乃入。荀卿元不知此。”[45]核对真德秀《读书记》可知,这句话其实出自真氏的摘录。[46]这是能说明丘濬评价荀卿是受真德秀启发的又一例证。其二是丘、真两人看法上的不同。真德秀认为荀卿虽然没能达到程颐对进学步骤的理解程度,但所说也是能循以入道之言。丘濬则又进了一步,肯定荀卿所说是圣人之道无疑,是“贤人而言圣人之道也”。[47]

 

7荀子曰:《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徳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又曰:《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48]

这句见于《大学衍义补·崇教化·本经术以为教》,出自《荀子》卷一《劝学》。丘濬在按语中将荀卿与庄子对比,认为“荀之言则重乎礼,庄之言则遗乎礼”,虽然二人与儒学正统有异,荀子“学圣人之道未至”,但“其言五经似矣”。[49]

 

8战国游谈放荡之士田骈、慎到、列、庄之徒,各极其辩,而孟轲、荀卿始专修孔氏,以折异端。然诸子之论,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絶也。[50]

这句话并非丘濬引自《荀子》原文,而是欧阳修在《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中对荀子的评价。《新唐书》中的相关原文是强调孔子、老子能先后揭诸谬异,战国诸子游谈放荡,惟有孟轲、荀子能延续孔子学说,与异端对立。[51]丘濬在《大学衍义补·备规制·图籍之储》中引述欧阳修这段话,自然是对荀卿不属于异端的支持。[52]

 

9荀子曰:世俗之为说,以为治古者无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属,菲屦赭衣而不纯(菲,草屦也。纯,缘也。衣不加缘以耻之也。),是不然矣。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耶?岂独无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象刑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夫征暴诛悖,治之威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其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重。”此之谓也。[53]

这段出自《荀子》卷十二《正论》[54]的话,见于《大学衍义补·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下》。从丘濬接下来的“臣按”看,他并未对荀卿主张刑罚要适当的话直接做出评价,但接着这段话,丘濬引述了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中“唐虞象刑”条的文字,却提示了一些我们循迹可寻的线索。洪迈说:“《虞书》‘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汉文帝诏始云:虞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武帝诏云:唐虞画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髌者以墨其髌,犯宫者屝,屝草履也,大辟者布衣无领。”[55]在提到汉文帝、武帝两份诏书后,洪迈的原文接下来还用西汉扬雄的《法言》和唐代罗隐的《谗书》为论据,得出了肯定荀卿的结论:“荀卿谓‘象刑为治古不然。’亦正论也。”[56]虽然丘濬并未接着引述洪迈的评价和针对象刑治古不然的结论,但他略去的这段洪迈的述评,却是在编纂《大学衍义补》过程中必然阅读和心神领会的,因此洪迈对荀卿此说的认可,无疑也是丘濬支持荀卿观点的有力辅助。

 

10荀子曰: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下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与帅同)不能,则兵弱。[57]

这句出自《荀子》卷六《富国》的话,见于《大学衍义补·严武备·总论威武之道》。丘濬在“臣按”中支持荀卿从兵力是否强盛可以观察国力兴衰的看法。他说:“国之强弱在乎兵。就荀子之言而反观之,是故上隆礼则兵强矣,下爱民则兵强矣,已诺而能信则兵强矣,庆赏以其渐则兵强矣,将率能其任则兵强矣。观人之国者,不必观乎其卒伍,观是五者,有能有不能者,则其强弱可知也已。”[58]

接着,丘濬又引了《荀子》卷十《议兵》中临武君与荀卿议兵于赵孝成王前的对话。其中荀卿对临武君的驳斥,现场感颇强,特迻录于下,以见丘濬对荀卿说话的全面把握和借以申论己说的层次性:

 

临武君(盖楚将,不知其姓名)与孙卿议兵于赵成王前。

王曰:“请问兵要。”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

孙卿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六征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逺;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

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力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恍忽也)。悠闇(远视),莫之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

孙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力也。所行,攻夺变诈者,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59]

 

对这番长篇对话,丘濬在“臣按”中先说“荀卿此言,反本之论也。接着,他指出亲民之君领导下的军力,具有无可撼动性:“所谓兵要在附民,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若权谋势力以行诈,施之于其敌,犹有工拙。若遇仁义之主,民亲附而将用命,何所用哉?”[60]这是从军队的实力角度说,是荀卿议兵的第一层意思。接着丘濬又引述了《荀子》如下的一则文字: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王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

孙卿曰:“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61]

 

这段话也出自《荀子·议兵》。对此,丘濬评价道:“荀卿此言,可见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敢轻举,所以为仁义之师。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测,所过者,化融而无迹,此其所以为王道,而上下与天地同流,固非伯功小小补塞间隙之可比,又岂非因小忿争小利者所可同年语哉!”[62]

从这段按语来看,丘濬在兵力及反映的国力和民本等问题上,完全遵循荀卿的主张:其一,兵力和所反映的国力强盛状态,两者是正相关关系;其二,强兵的根本方法是以民为本;其三,兵强之后,也不可轻动。使用军力,要以为民禁暴除害为前提和目的。

                                 

11、《荀子》:孝成王(赵君)、临武君(楚将)请问为将。

孙卿(即荀子)曰:“知莫大乎弃疑(不用疑谋),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此一术);庆赏刑罚,欲必以信(二术);处舍收藏,欲周以固(三术);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术);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伍参犹错杂也。五术);遇敌决战,必道(言也,又行也)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六术)。夫是之谓六术。

无欲将而恶废(此一权),无怠胜而忘败(二权),无威内而轻外(三权),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四权),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谓不恡赏,五权)。夫是之谓五权。

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一至),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二至),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三至)。夫是之谓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圹(与旷同),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夫是之谓五无圹(无圹言无须臾不敬也)。

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63]

这是《荀子》中荀卿回答孝成王为将之道的话,也出自《荀子·议兵》[64],被收入《大学衍义补·严武备·将帅之任》。对此,丘濬不仅肯定地说“荀卿论为将之道,至矣,尽矣”,而且认为荀卿所说“所谓可杀而不可欺百姓,敬谋、敬事、敬吏、敬众、敬敌”等事,均可用一语概括:“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更关键的是,丘濬称赞荀卿此言,“盖有得于洙泗之余论,而与孙吴所著之书专以权谋诈力者,不可同年语矣”。[65]这无疑认为荀卿在议兵事情上,是能遵守自孔子而下的儒学基本理念的。

 

12荀子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不必其成功)。[66]

这句与上一则的首句相同,都是出自《荀子·议兵》[67];此则见于《大学衍义补·严武备·经武之要》,是被视作总结兵事的指南列出。与其同列的,之前有孔子、《孟子》,之后有老子、管子、庄子、扬子和淮南子等。对这些说法,丘濬界定为“经传诸子言及武事者,仅此。”之后即采撷兵书中关于武事的内容列入。[68]显然,丘濬依然是认定荀卿所说是在儒学系统内关乎军事的重要一家,因此能够与孔子、老子等并列。

《大学衍义补》谈及荀子的这12则文字,出自《荀子·议兵》的最多,有4则;其次是出自《礼论》、《劝学》、《富国》的各2则;出自《大略》和《正论》各1则。下面来看其中的思想特色。

 

(三)《大学衍义补》中的荀子思想及其时代特点

从上文析述的这12则文字可知,丘濬并未以荀卿是否属于儒学正统这一传统学术史问题作为重点,也未就此问题做过直接回应。在第21112三则文献中,丘濬是在“臣按”中直观却不直接地表明了不将荀卿视作儒门异端的看法。第67两则文字则说明,丘濬是利用引述儒家著作中的内在逻辑,适度地肯定荀卿在“道学”体系和“经学”叙述中的积极地位。虽然他并未全然推翻或直面迎击自明初已降的论调,但对荀卿的肯定之意,已经昭然无隐。

这一特点也可以从丘濬征引《荀子》的史源上得到印证。我们留意到,《富国》和《议兵》两篇是丘濬直接摘录《荀子》原文,并未引用欧阳修的话或沿袭真德秀的看法,因此最有助于我们理解他选录时的考虑。下面先看丘濬从《荀子》中取用频度最高的《议兵》篇。

该篇重点讨论的是国家该如何养兵和用兵的问题,其核心观点有二:其一是坚持以民为本、以兵为用,也即“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 [69];此外是借荀卿弟子陈嚣之口说的“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70]。对“仁”,荀卿将其放在了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的修明政事上,说:“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在于君,将率,末事也。” [71]这便与《孟子》说的“仁者爱人”,存在施用上的差别。其二,对“礼”的重要性也是从治术、民本和施用三个角度入手强调,即“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72]

民本、用兵和社会等级无疑是关系国家治理和社稷稳固的大问题,荀卿申论的“仁”、“礼”虽然是儒家伦理范畴中常论常新的核心议题,但在《荀子·议兵》的重点,明显是辨明如何利用这些道理来解决国家的现实问题,并不涉及对概念本身的辨析。[73]

再看《荀子·富国》篇。其中讨论的节用裕民事情,也是关系国家治理的大问题。首先,从国家的治理体系角度,荀卿提出了严格国家内部等级制度的主张,认为如果“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74]其次,从维护国家稳定和百姓富足的角度,主张“足国之道”,其要在于“节用裕民也”;[75]进而提出,若想“足天下”,则君臣百姓、农夫众庶的“分”,都需要明确并被切实履行。接下来谈的“垂事养民”、教养民众的方法,旨在反对采用只重名誉,不顾及百姓实际利益的手段。最后,提出了考察国家治理顺畅与否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标准。[76]其核心观点仍然是以民为本,认为这是顺应天时、地利的基础;从此角度出发,衡量国家管治的标准和改善的根本之处,在于提高经济水准,改善民生,令百姓均沾其惠;与之相关,用兵也要从民生、民命的角度,审慎度量。很显然,《荀子》的这两篇文字,不仅核心观点一致,在讨论国家之“用”的侧重点和思考角度都高度连贯。丘濬在“臣按”中拈出的荀卿国家“本来源流”之说,则是与之重点吻合的呼应之辞。

丘濬在间接引用《荀子》时,也微妙地表现了他对荀卿的正面判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上文分析的转述《新唐书》中涉及《荀子》的第8条文献。细审这句说“孟轲、荀卿始专修孔氏,以折异端”的话,从行文逻辑上看,是为了与“田骈、慎到、列、庄之徒”对立,也意在强调诸家的论述“存而不绝”。这虽然符合丘濬引用欧阳修此说的用意——为了说明“有唐一代藏书之本末”,但跟欧阳修个人对荀子的判断却有所不同。

欧阳修在著名的《本论》三篇的下篇中,提到对荀卿的看法,曾经发生过这样的转变:对于荀卿“人性本恶”之说,本“始爱之”,但“及见世人之归佛者,然后知荀卿之说缪焉甚矣!”[77]很显然,欧阳修反对荀卿,是出于抗击佛教的缘故。个中缘由自是另一桩有关荀学的公案,此处不予深论。但从时间坐标上看,《本论》的下篇成于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三十七岁时,[78]而被丘濬引述的《新唐书》则是在嘉佑五年(1060)成书并呈进的,当年欧阳修五十四岁。[79]欧阳修驳斥荀卿之论发生在早年,却为丘濬所忽视,他在《新唐书》中评价荀卿自成一家的说话,却并未引起丘濬的反感。

无论从丘濬博学多识的历史形象,还是通过他在《大学衍义补》中展现的知识体系来判断,我们都不应该怀疑他没读过或不理解欧阳修《本论》三篇的主旨,也没理由认为他这是因为对欧阳修生平思想陌生所致的“引用失当”。因此,惟有从丘濬并不视荀卿为外道异端的角度,方能理解他接受荀子的程度和选择其说的用意。

丘濬在既有呈进御览的计划之下,仍然征引在明初率为劣评的《荀子》,这表明当时获得官方认可的思想表述,对从这部传世逾千年的文献中获取实用知识的努力,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说服力。引述它,只是因为能恰如其分地说清道理,提供有益的资鉴,尤其是在关系到“民本”和“仁政”的用兵、行礼、节用、裕民等问题上。

这透露出,到了明代中叶,《荀子》中可供借鉴的内容,与对它做是否外于孔门正道的性质辨析相比,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士大夫更执着于《荀子》中的知识能否合乎时代之用的现实问题。这与明初重在对荀卿形象及其学说做性质判断的状况,存在着根本不同。丘濬的做法更支持了不因为学术门派或义理讨论上存在分歧,就摒弃有用见解的实用主义倾向性。也即,明中叶对荀子的评价,代表了一种基于性质判断先儒思想的价值标尺正在松动,来自现实困境的紧迫感,要求思想界要进一步增强对思想资源实用性的追求,扩大找寻解决时代难题的资源范围。《大学衍义补》的价值则说明,书中提出的能用《荀子》来答疑解惑的问题,已经尖锐到足以让编纂者和阅读者都忽略性质界定尚有歧义,甚至贬胜过褒的论据;并且,这种思想变化,已经波及到了国家上层。

 

四、结论

本文通过曾呈进御览并获颁行天下的经世书《大学衍义补》中透露的《荀子》,来看明代中叶荀卿形象及对荀学评价上的一些新动向,目的不仅仅是通过一个关键性的个案,来勾勒明初到中叶为官方所认可的儒学表述,对荀卿在认识上的历史变化,更意在说明儒家思想在诠释与被诠释中,成为呼应现实、解决问题的思想工具的过程。

首先,从《荀子》本身思想的价值而言,丘濬注意到了《荀子》的贡献恰好能针对他编纂《大学衍义补》时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因此荀卿所论,便是中的之“矢”。《荀子》对维护国家对内稳定的“礼”和对外安全的“兵”这两者的诠释,尤其符合当时国家在“土木之变”后亟需全面革新的形势,因此,丘濬将《荀子》引入《大学衍义补》是有意为之,这“意”便是他试图革故鼎新的政治意图。这说明《荀子》的有用性以及合乎明代中叶社会现实的适用性,已经为当时的思想界所认可。

其次,从明代中叶官方儒学的动向和取向来看,将《荀子》作为基本文献引入《大学衍义补》,说明当时官方思想家对荀学的兴趣,已经从明初着眼于对《荀子》性质的判断和荀卿弟子的恶劣影响,转向了该书中对治国、民本、节用和将兵等与国家治理紧密相关的内容。虽然由于荀卿在中国思想史上根深蒂固的负面形象、明初官方思想界对荀卿的普遍否定之辞,以及明中叶尚无支持荀卿的同道者来与丘濬做同调之鸣,《荀子》至明代中叶,还未能被作为思想资源加以正面诠释,也没有付诸行动而产生实际效用。但《大学衍义补》的例子,无疑反映了一种基于社会现实的思想求解思路,在明代中叶正逐渐显露端倪。在这一思路下,士大夫关注儒学著作的范围逐渐扩大,相对明初固有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定见,已经有所松动。

 

The Official Recognized Figure of Xunzi in Mid-Ming Dynasty: Seen from Daxue yanyibu

Xunzi; Qiujun, Daxue yanyibu, Mid-Ming Dynasty; official Confucianism

 

作者解扬,乐彩彩票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 []司马迁:《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348页。

[] []胡翰:《慎习》,黄宗羲:《明文海》卷八四,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19页。

[]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四《读荀子》,《四部丛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65年,第23页。

[]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四《读荀子》,第24页。

[] []胡广:《韩子(总论荀扬王韩附)》,??《性理大全》卷五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711册,第288页。

[] []胡广:《学一》,《性理大全》卷四三,第11页。

[] 对《大学衍义》和《大学衍义补》对《大学》的诠释,参看李焯然《大学与儒家的君主教育:论<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大学>的阐释与发挥》,(台北)《汉学研究》第71期,1989年,第1-16页。

[]参见[]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八一,列传第六十九,《丘濬传》,第4808页。有关丘濬研究性的传记,参见吴缉华、黄仁宇撰写的“Ch’iu Chün”条,载Carrington Goodrich, Chaoying Fang,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49-152.

[]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八一,列传第六十九,《丘濬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4808页。

[]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八一,列传第六十九,《丘濬传》,第4808页。

[11] []蔡清:《祭丘国老文》,《蔡文庄公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719页下。

[12] []杨守阯:《送学士马先生良佐考绩序》,《碧川文选》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7页下。

[13]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八一,列传第六十九,《丘濬传》,第4808页。

[14]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八一,列传第六十九,《丘濬传》,第4808页。

[15] Carrington Goodrich, Chaoying Fang,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p. 249.

[16] 关于“土木之变”的历史记述,参看[]谷应泰撰,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点校《土木之变》,《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71-476页。

[17] Chu Hung-lam. “Ch’iu Chum (1421-1495) and the Da-hsüeh yen-i pu: Statecraft Thought in Fifteenth-century China”, pp. 230-238.

[18] 宗臣:《重刊大学衍义合补序》,《子相文选》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31页下-533页上。

[19] 明神宗:《御制重刊大学衍义补序》,《大学衍义补》卷首,弘治元年刊本,《丛书集成三编》第1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403-406页。

[20] 从法律知识角度的分析,参见邱澎生《律例本乎圣经:明清士人与官员的法律知识论述》,《明代研究》第21期,2013年,第90-91页。对该书中关于儒学知识传承系统的分析,参看William T. Rowe,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43, 151.

[21] 有关丘濬的政论在士大夫中的代表性问题,参看朱鸿林《丘濬与成化元年(1465)大藤峡之役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7期,2007年,第121-122页。

[22] 参看解扬《治政与事君:吕坤<实政录>及其经世思想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251-262

[23] []丘濬:“崇推荐之道”,《大学衍义补》卷十一,第565页上。

[24]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大略》,《荀子集解》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8页。

[25] []丘濬:“崇推荐之道”,《大学衍义补》卷十一,第565页上。

[26] 引文中的括号是《大学衍义补》以双行小字做的夹注,包括注音和释义。下同。

[27] []丘濬:“恤民之患”,《大学衍义补》卷十六,第622页下-623页上。

[28]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富国》,《荀子集解》卷六,第194页。

[29] []丘濬:“恤民之患”,《大学衍义补》卷十六,第623页上。

[30] []丘濬:“恤民之患”,《大学衍义补》卷十六,第622页上-623页下。

[31] []丘濬:“礼仪之节下”,《大学衍义补》卷四十,弘治元年刊本,《丛书集成三编》第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49页下。

[32]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论》,《荀子集解》卷十三,第346页。

[33] []丘濬:“礼仪之节下”,《大学衍义补》卷四十,第50页上。

[34] []丘濬:“礼仪之节下”,《大学衍义补》卷四十,第50页上。

[35] []真德秀:《礼》,《读书记》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50册,第253页上。

[36] []丘濬:“总论祭祀之礼上”,《大学衍义补》卷五十四,第174页下。

[37]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论》,《荀子集解》卷十三,第350页。

[38] []丘濬:“总论祭祀之礼上”,《大学衍义补》卷五十四,第175页上。

[39] 按,《荀子集解》本此句为“不得(势)[]”。王先谦:《非十二子》,《荀子集解》卷三,第97页。

[40] []丘濬:“释奠先师之礼”,《大学衍义补》卷六十六,第269页上。

[41]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非十二子》,《荀子集解》卷三,第97页。

[42] []丘濬:“释奠先师之礼”,《大学衍义补》卷六十六,第269页下。

[43] []丘濬:“明道学以成教”,《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二,第323页上。

[44]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劝学》,《荀子集解》卷一,第11页。按,丘濬引述的这段话,在《荀子》原文中应为两段。丘濬摘录的是可将“君子之学”和“小人之学”对照的部分。

[45] []丘濬:“明道学以成教”,《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二,第323页上。

[46] []真德秀:《读书记》卷二十,第614页上。

[47] []丘濬:“明道学以成教”,《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二,第323页上。

[48] []丘濬:“本经术以为教”,《大学衍义补》卷七十六,第361页上。

[49] []丘濬:“本经术以为教”,《大学衍义补》卷七十六,第361页下。

[50] []丘濬:“图籍之储”,《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四,第521页下。

[51] 《新唐书·艺文志一》,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1421页。

[52] []丘濬:“图籍之储”,《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四,第521页上-522页上。

[53] []丘濬:“总论制刑之义下”,《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一,第590页下。

[54]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正论》,《荀子集解》卷十二,第327-328页。因为丘濬此处的引述与《荀子·正论》的原文出处较大,故有学者称此条是丘濬引自《汉书·刑法志》。参见[]丘濬撰,林冠群、周济夫点校《大学衍义补》,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870页,注释

[55] []丘濬:“总论制刑之义下”,《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一,第591页上。

[56] []洪迈:《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851册,第444页上-下。

[57] []丘濬:“严武备”,《大学衍义补》卷一一六,第738页下。

[58] []丘濬:“严武备”,《大学衍义补》卷一一六,第738页下。

[59] []丘濬:“严武备”,《大学衍义补》卷一一六,第738页下-739页上。

[60] []丘濬:“严武备”,《大学衍义补》卷一一六,第739页上

[61] []丘濬:“严武备”,《大学衍义补》卷一一六,第739页上。

[62] []丘濬:“严武备”,《大学衍义补》卷一一六,第739页上-下。

[63] []丘濬:“将帅之任”,《大学衍义补》卷一二八,弘治元年刊本,《丛书集成三编》第1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53页上-下。

[64]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议兵》,《荀子集解》卷十,第276-278页。

[65] []丘濬:“将帅之任”,《大学衍义补》卷一二八,第53页下-54页上。

[66] []丘濬:“经武之要”,《大学衍义补》卷一四一,第174页下。

[67]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议兵》,《荀子集解》卷十,第276-278页。

[68] []丘濬:“经武之要”,《大学衍义补》卷一四一,第174页下。

[69]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议兵》,《荀子集解》卷十,第266页。

[70]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议兵》,《荀子集解》卷十,第279页。

[71]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议兵》,《荀子集解》卷十,第280页。

[72]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议兵》,《荀子集解》卷十,第281页。

[73] 参看饶彬:《荀子议兵篇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报》,第2期,19734月,第177-183页。

[74]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富国》,《荀子集解》卷六,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