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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泽逊:买书、藏书与治学

发布日期:2019-12-23 原文刊于:汉籍数字图书馆

买书,是读书人的喜好。我曾去逛新华书店,发现买书的的确很多,这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为了满足读书的需求,与我们所说的藏书不是一回事,尽管天长日久也能攒下一堆书,正如不少教授学者,家中书籍一架又一架,也都成不了藏书家一样,大都只是读者层面上的买书。可见,是不是藏书,又与量大量小难以画等号。 

藏书,既然叫,就有一个传之久远的基本概念,藏与传,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买书有传下去的念头和传下去的讲究,那就与藏书的距离不远了。比如说《聊斋》与《红楼梦》,如果要读,当然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排印本就足够了,确实是物美而价廉,物美是说这些本子经过了专家精心标点、校勘、注释,错字既少,又便于理解。价廉,则是不言而喻的。假如要传下去,这些本子就完全不够格了。首先它们的纸张太差,存不长,十几年二十年即变色,再长一些时间就变脆。其次是装订,也很难长久,所以民国时期的旧平装书,现在一大半已不耐翻看,往往一翻掉一块,真是令人心疼。再次则是两面印刷,本来新式机器纸就比不了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再来个两面有字,一旦损坏了书页,只有用透明胶带粘贴的份儿了。现在各大图书馆对于旧平装书,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烂,一筹莫展,可以说爱莫能助。而中国传统印刷习惯是单面印刷,只有一面有字,书页损坏了,甚至发霉变脆了,可以在背面裱上一层更结实的纸。一次装裱坏了,还可以再来个揭裱,正如中国书画,其修复保护措施也算得上一种绝活儿了。从这种物质形态上来看,中国传统书籍即线装书,是可以满足的愿望的。 

中国的藏书家,传的概念永远是自觉而清晰的,我们随便翻翻《中国藏书家印鉴》(林申清编),就会发现许多藏书章上寄托着这种愿望。如南宋俞琰有藏书章俞氏家藏,元初的赵孟頫则有赵氏书印天水郡图书印,他们都把自己的藏书扩大为家族资源,不希望这些书归他姓所有。赵孟頫在自己收藏的宋版《汉书》《后汉书》上画上自己的像,这种做法,显然是要传给子孙的。明代王世贞卖掉一个庄园买得这两部书,也把自己的像画在上面。明代的收藏大家项元汴在自己收藏的书籍上钤盖子孙永保等印记,更是明明白白表达的愿望的。有的印章类似家训,如明代徐有藏书印云:“淡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旷翁铭。这样的子孙世守之类印鉴在清代十分常见。 

不过也有更为旷达的藏书家,如乾隆时期的浙江巡抚李馥,号鹿山,他的藏书章是曾在李鹿山处。后来涉案被逮,图书散去,王应奎《柳南随笔》认为李馥的这方印有点像谶语,是不吉利的。事实上,仍是很通达的。曾国藩有藏书印曰书经我眼即为我有,意思是书籍看过了,记住了,也就等于占有了,不一定要据有实物。那就更通达了。山东大学历史系丁山教授,早在民国年间就成了藏书家,深于藏书之道,身后藏书多归山东大学图书馆。我曾见过丁山先生藏书多种,《逸周书》中《王会篇》有先生眉批甚多,还有《说文解字五音韵谱》明刻本,书衣有先生手跋。印象最深的是《水经注》,《四部丛刊》本,白纸印,两函,密密麻麻从头到尾用红笔过录了王国维的校,连王国维印章也描下来,那是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图书馆做的,真是令人钦佩,其中也缀有不少丁山先生自己的跋语,这部书原在普通书库,我建议图书馆提入善本。丁山先生在藏书上盖有多方印章,其中一方为曾在丁山处,就是说,宝贵的书籍在他那里只是旅途的一站,匆匆的过客,他还要长久地传下去,却不见得在自家子孙手里。我们常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其实,文物也只能认为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无论你花多少钱也只是取得了暂时的保护权。这些年图书上了拍卖市场,价格腾飞,搞得收书人怨声载道。其实这对保护古书也未尝不是好事,因为花钱越多,他就越会加意保护,文物的生命也就愈加延长。前些时候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参加一个乐彩彩票,参观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恰逢常熟翁氏六世藏品展。翁同龢的后人翁万戈,在战争年代,费尽千辛万苦把家藏善本书籍、名贵字画运到美国纽约。当初我对这类事情总有些不能认可,包括大批文物文献运到我国台湾,总觉得难以接受。现在看来,只要有利于保护,避免毁于战争,是可以理解的。保护就是为了传下去,传之子孙后代。 

你想传,那么首先应确认值不值得传,也就是有没有历史文物性,如果你单方面决定要把某书传下去,用红布包得里外三层,而别人认为一钱不值,那就只能是闹笑话了。因此,有无传的必要和价值,还有个客观标准。一般来说,值得收藏并且传下去的书籍,应有一定的文物价值。所谓文物价值,就是在内容上有历史资料性,在载体形式上有一定精美度和耐久力。雪雕和沙雕,艺术价值尽管可以很高,却不具备耐久性,就不能成为收藏品。所以说一般读者从书店购买的读本,是很少可以成为收藏品的。这些普通书籍只有经过大人物如鲁迅、巴金等人的批阅,才会附加上特殊的文物价值,而成为收藏品。 

对于藏书家买书和一般读书人的买书,叶圣陶在《西谛书话序》中描绘得清清楚楚:喜欢逛书铺的朋友有好几位,他们搜求的目标并不相同。伯祥(王伯祥)不太讲究版本,他找的是对研究文史有实用价值的书。振铎(郑振铎)讲究版本,好像和一般藏书家又不尽相同,他注重书版的款式和字体,尤其注重图版——藏书家注重图版的较少,振铎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就书的类別而言,他的搜集注重戏曲和小说,凡是罕见的,不管印本抄本,残的破的,他都当宝贝。宝贝当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往往在书铺里翻了一通,结果一无所得。他稍稍有些生气,喃喃地说:可恶之极,一本书都没有!满架满柜的书,在他看来都不成其为书。由王伯祥和藏书家即郑振铎在买书上的区别,我们不难领会什么样的买书才是为了藏书,如何买书才能成为藏书家。 

那么,藏书家是不是就不读书,不搞学问呢?也不尽然,大部分藏书家都只是藏书家,别的学问没搞出大名堂,他们的学问或者可以认为是文献学或版本目录学。优秀的藏书家无一不是学问家,只是许多人没留下相关著作,把自己的学问带到坟墓里去了。 

事实是,藏书与治学关系极为密切。仍拿郑振铎来论。郑振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在文物博物馆界和古籍整理界,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之所以有这样的贡献,完全取决于他在图书文物方面的深厚学养。至于他个人的著作,如《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等等,都与他丰富的个人藏书有直接关系。《中国俗文学史》中有些俗文学资料怕是只有郑振铎自己知道,别人无从研究,郑振铎的文学史一再重印,这应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位晚明史大家谢国桢,他的藏书丰富而具特色,也与治学有机地结合,成为治学的最好基础。 

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有切身体会。我是那种花钱少而又要买好书的人,多少沾染上一些藏书家的习气,喜欢买点线装书,当然大都是人弃我取。我买书既要求该书有资料价值,对学术研究有用,同时又希望有一定文物性,就是说有一定的收藏价值。我的书有时花小钱买进来,却又花更多的钱配上函套,原因就是要保护它,以便延长它的生命,这是一种天责,无可推卸。有一次我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服务部买到一部《四库全书附存目录》(简称《四库存目》),线装四册,巾箱本。那是19921月。在这之前我还没有见过单行本《四库存目》。所谓存目即乾隆修《四库全书》淘汰下来的次等货,不过其中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有汤显祖的《玉茗堂全集》,有黄宗羲的《南雷文定》等等,大批优秀著作被排入《存目》,因此早已引起学者的关注。我买到的这部《四库存目》,仅仅是一份简目,每书只列书名、卷数、撰人而已。不过上面间或有人批注,注的是各书的版本。我花了八十余元买下此书,这个数超过了我的月工资,当时也算贵书了。从那以后,我开始作《四库存目标注》,到200510月初完成,这项工作用了我十三年零九个月工夫,我之所以应邀参加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也是由于我在作《存目标注》。《存目标注》达三百余万字,几乎用去了我这十几年所有的时光。我这十几年发表的文章大都是从事《存目标注》的发现和心得。因此,购买这部《四库存目》,几乎改变了我这十几年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这十几年的科研道路,所以,我认为染上一点藏书家的习气,对治学有很大益处,原因就在这里。 

清代著名藏书家张金吾曾说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读书而不知研精覃思,随性分所近,成专门绝业,犹弗读也。”(《爱日精庐藏书志序》)他的主张是藏书就要读书,读书就要成学者。就是说藏书家都要成为学者。我则不这么认为,我们还是现实一点好,读书人自可为读书人,藏书家自可为藏书家,著作家自可为著作家,三者完全可以各走各的路,不是必然要发生联系的。如周叔弢、李盛铎、潘宗周,都是著名藏书家,却不必去搞学问。不过,如果读书、藏书、著书三者能够结合起来,自然也是莫大的幸福,一举而三得,可谓无遗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