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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宪群: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古代史研究

——写给《中国史研究动态》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刊
发布日期:2019-01-14 原文刊于:

    卜宪群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古代史研究 

——写给《中国史研究动态》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刊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步入了繁荣昌盛的新阶段,中国古代史研究也同样经历着深刻变化。无论从其发展的内在规律还是外在的社会环境看,这40年都是一个值得认真总结和回顾的时期。《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以改革开放40年来的先秦史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隋唐五代史研究、辽宋夏金史研究、元史研究、明清史研究为专题,策划推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刊,回顾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脉络,呈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就,展示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前沿,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里,我仅就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究天人之际”是探究事物的本质,“通古今之变”是探讨事物的规律。历史研究对事物本质与规律探究的这种根本属性,决定了它在一切社会科学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决定了史学与所有学问一样,是作为一门对人类社会有用的学问而存在,只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其所服务的主体内涵有所不同而已。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史学研究由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构成,但这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通常认为,事实判断是寻找个别事物的真实历史状态及其内在联系,具有纯粹的客观性,实际上,我们在承认事实判断具有客观性特点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不同历史时期史家对历史事实研究的选择性。史家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实作为其关注、研究、分析的对象,是与其历史观、价值观,与其所处的时代相联系的。因此,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实际上也很难绝对分离。所以我们说,无论是探讨本质、规律,还是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历史研究本质上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古往今来有很多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也有很多阐释史学自身理论与方法的史学理论。就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来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最为科学的理论,也是历史研究的指导原则。首先,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把历史的内容还给了历史。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不同个体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但又要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历史。唯物史观把历史与自然史相区别,把人的历史与神“创造”的历史相剥离,把客观历史与唯心主义哲学家头脑中“想象的活动”的“历史”相分离,而不再被视为检验他们“逻辑结构的工具”,从而将历史的内容还给了历史,肯定了历史不能任意选择。因此,尊重客观历史,尊重人类伟大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历史,是唯物史观考察历史的最基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其次,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客观性。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的历史是一个无法割断的客观过程,因为“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产力”。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基础,人们的物质关系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人类社会的过程及其变化,而生产力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自身的发展,推动着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推动着人类社会逐渐由低级向高级的阶段式规律演进。政治关系、法律形态、思想观念意识的变化,无不从属于这一经济关系的演变。最后,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指明了历史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历史发展的因素错综复杂,偶然与必然、特殊与一般、现象与本质、整体与局部,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联系,在矛盾中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建立在辩证思维基础上的唯物史观,能够科学地解释历史的变化和发展。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唯物史观的传入并被中国史学家所接受,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伟大的进步,而与中国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的产生与发展,则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重要的成就。20世纪的中国史学研究就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没有其他学派可以与马克思史学相比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每一项重要成就的取得,都与人们在唯物史观认识上的进步有关,众多的史学大师,包括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胡绳,等等,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不断丰富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新境界。 

    史学研究从来都与其所处时代的环境不可分离。不可否认,20世纪下半叶的一段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也经历了曲折和困顿,这些挫折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也不能教条地对待唯物史观,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具体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继承原先的优良传统,但同时又摒弃其僵化、教条化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 

    二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到1989年,是在反思与争鸣中对唯物史观的探索。1978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以及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标志着思想理论界拨乱反正的开始。在打破“两个凡是”枷锁、解放思想的大潮中,史学界返本清源,由对“左”倾思想干扰的思考,进而反思将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教条化、公式化、片面化与绝对化的错误,以及过度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而忽略史学内在发展路径探讨所造成的失误,清除“影射史学”的流毒。由此引发了对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阶段,史论关系的热烈讨论,引出了“生产力动力说”“生产关系动力说”“合力动力说”“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产能力动力说”等多种解读。史学界在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因和规律,以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重大问题中,逐步克服了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化理解,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有力推动了中国史研究的整体进步。 

    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是在史学研究多元格局中的唯物史观探索。受苏东剧变、西方史学理论思潮和方法的输入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史学研究出现了多元化。一方面,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理论研究“冷场”,未能出现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史学理论热点问题的大讨论,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回到乾嘉去”的潜流,史学研究也表现出“碎片化”倾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体系受到考验。另一方面,对于唯物史观自身理论内涵的研究也逐步展开,形成世纪末的史学反思与对新世纪史学的展望。《历史研究》陆续发表了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1996年第2期)、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白钢《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1996年第6期)、林甘泉《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1997年第4期)、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1998年第6期)等文章。这些文章在对20世纪史学的回顾与展望中,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也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路径。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是20世纪末压轴性的中国通史作品,全书共12卷,42册,约1200万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学界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与中国历史相结合,在多个方面推进了中国通史的撰述,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个阶段为21世纪以来,是在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下的唯物史观探索。200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多次强调要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又一重要推动力”。其中“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新的实际并加以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构建史学研究的“中国话语”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发掘、梳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的内涵和现代表述,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构建当今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内容(瞿林东《理论研究与学科体系》,《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唯物史观如何解决好自身的创新与发展问题,如何处理好与优秀传统史学遗产,和西方现代史学思潮及流派的关系等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学者们撰文强调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于沛《〈史学理论研究〉三十年: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的三十年》,《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探讨传统思想的精华如何通向唯物史观(陈其泰《传统思想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7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探讨如何以社会形态为核心的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继续运用于中国古代史领域,但应更彰显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这些看法都深化了唯物史观如何与中国历史结合的认识。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深挖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总书记的讲话为新时代史学研究如何坚持唯物史观指明了方向。 

    三 

    40年来,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科的调整和学科建设的发展,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研究的纵深和优秀成果的涌现,不仅推动了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也促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从本期六位作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古代史各断代的研究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在看到这些显著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存在的诸多问题:第一,侧重实证性研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优势,但过多拘泥于具体问题研究,忽略了宏观研究和理论研究,特别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问题研究,导致在诸如社会形态等问题上的误解或曲解。第二,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依然普遍,长时段、多维度的历史著作缺乏,个案研究占大多数,缺乏对历史发展的动态把握与规律性总结著作。第三,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方法大量涌入,许多理论、话语乃至问题意识引进自西方,导致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表述和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仍然十分严峻: 

    1某些人对新中国建立后17年史学全盘否定。17年史学发展中客观存在的问题,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的淡漠。将17年史学归纳为农民战争史,称为“完全政治化”的时代等说法尽管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古代史学界也受到质疑,但是这种说法的影响依然存在。某些学者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反思”“超越”“淡化”“回归文本”的种种说法,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政治化”等指责,都削弱了中国古代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 

    2缺乏对中国古代史宏观问题、结构性问题的探讨与把握,明显呈现出理论基础薄弱的状况。中国古代史研究无论是各断代还是通史中,都积累了大量需要研究和关注的宏观性、结构性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才能够对整个中国古代史及各断代史有相应的把握,从而推进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但目前相关领域中的一些学者不仅对牵涉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宏观问题不再关注,即便对其所研究的某个断代史的总体性把握也非常不够。 

    3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研究脱离、远离现实的状况。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论特征,就是通过历史个别现象而否认历史活动的本质,孤立地分析历史的阶段现象而否定历史运动的整体过程。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不顾历史真实,否认中国文明的本土起源说,试图证明“中国文明西来说”。(田居俭《历史岂容虚无——评史学研究中的若干历史虚无主义言论》,《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6期)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全盘否定。归根结底,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完全虚无,他们本质上虚的是唯物史观,而不是其他。历史虚无主义对研究古代史的学者来说影响虽然并不普遍,但如果我们不加注意,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这股思潮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传播还会扩大。 

    历史研究不可能离开理论的指导,尽管当今有纷繁复杂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潮的存在,但从根本上解释客观历史的发展,其科学性和完整性还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理论可以取代唯物史观。如同瞿林东《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为中国史学步入21世纪而作》(《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所指出的那样,21世纪的中国史学“其基本走向仍将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研究,开辟新的领域,攀登新的高峰。”我在《3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光明日报》2008年11月16日)中写道:“摆在史学家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解放思想,不仅要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提出研究课题,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特点,而且要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中国特色。”如今,中国古代史学者使命光荣,任重道远。 

《中国史研究动态》创刊于1979年,伴随着改革开放迎来的“科学的春天”而成长,凝聚着历史所几代学人和编者的心血,寄托着中国古代史学人的殷切希望。在此,也祝愿她的前景更加美好!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